續寫作品是否為抄襲剽竊，并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呢？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結一起續寫作品引發的著作權侵權糾紛案，認為以原作品基本設定為基礎創作的續寫作品，在情節安排、細節處理以及語言設計等方面與原作品相區別，具有獨創性，構成新作品，并不構成對原作品權利人著作權的侵犯。
2006年，四川電視臺經濟頻道組織拍攝了20集方言短劇《幸福耙耳朵》（第一季），并在當年國慶節期間的《麻辣燙》欄目中播出。該劇每一集為一個獨立的故事，主要講述了發生在鳳姐與耙哥、肥腸粉與甘江斗、花喜鵲與王寶器三個幸福村家庭之中的幽默故事著力塑造三個家庭中男人怕老婆（耙耳朵）、女人當家的人物共同形象，并反映出在新時代下農村生活的新面貌。根據每集片頭字幕所載明的編劇情況，20集短劇中原告馬某單獨擔任編劇的有5集，其余劇集由電視臺指派的工作人員單獨或與馬某共同擔任編劇，馬某因此獲得了電視臺支付的報酬。
從2007年2月開始，上述頻道又組織拍攝并播放了《幸福耙耳朵》（《幸福耙耳朵》第二季），至馬某起訴時已拍攝到了301集，續集沿用了第一季中的故事背景、人物性格、人物關系等基本設定，并新增了鋼豌豆（女）和鐵公雞、樸爾白（女）和田菜農兩對夫婦。續集的情節安排、人物對白、劇情走向等與第一季并無相同。第一季以后的故事由電視臺獨立拍攝完成，馬某沒有參與劇本的創作。
2012年馬某起訴稱，其為上述方言短劇第一季的唯一原創著作權人，被告電視臺未經其許可使用了該作品拍攝續集并播放，新增人物歪曲了原作品的主題和價值取向，侵害了其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改編權、攝制權、獲得報酬權、續寫權、名譽權等合法權益，故訴請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播放，不得在電視節目中使用涉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背景幸福村，并賠償損失162.5萬元等。
被告電視臺則辯稱，上述方言短劇第一季是由該臺整體構思、策劃、創作、籌備、出資完成的，因此該臺是該劇的整體著作權人，馬某只是參與了其中部分劇集的創作，并非為其獨立完成。續集為該臺獨立創作完成的劇本并進行拍攝，新增人物也未對原作品進行歪曲，并沒有侵犯馬某所主張的上述權利。
法院一審認為，上述第一季的劇本是原告在接受電視臺委托與該臺工作人員共同創作完成的，具有委托作品與職務作品的雙重屬性，電視臺作為原告的委托方及其他創作人員的工作單位，其有權對該劇本加以使用。第一季以后的劇集系電視臺獨立拍攝完成，原告并沒有參與劇本的創作，且續集沿用了以前的基本設定，人物形象雖經過藝術的夸張處理，但均沒跳脫出原作所設定人物特征，能夠與以前所具有的幽默基調相契合，并沒達到偏離原作主題及價值取向的程度，呈現出了具有獨創性的表達方式，構成新的作品。因此電視臺沿用以前的基本設定創作新的劇本，不會侵害原告的合法權益，據此拍攝成電視劇并加以播放，也不構成對涉案作品著作權的侵害。故判決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依法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過分擴大保護作品完整權會阻礙創新
成都中院承辦該案的法官王曉說，判斷續寫作品是否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必須明確續寫作品的法律性質和原作品的權利范圍。
王曉說，續寫作品通常是指借用原作品的主要角色和（或）基本設定，對原作品進行時間上和（或）空間上的延伸和拓展而創作出的新作品，通常在續寫作品中已看不出原作品的基本情節和結構，但可看出二者一脈相承的關系。
首先，應明確續寫作品并非演繹作品，續寫行為也不是改編行為，演繹作品通常是指通過改編、翻譯，從原作品中派生出的作品，其是將作品由一類型變成另一類型，但未改變原作品思想和基本內容。而續寫作品雖沿用了原作品的故事背景或人物性格、關系等基本設定，但是故事情節的發展和走向與原作品卻截然不同，其比演繹作品具有更多的獨創性。
但續寫作品具有依附性，其利用了原作品的文學三要素即人物、環境、情節，卻不是抄襲剽竊。現實中抄襲剽竊要么是原封不動的將他人的作品冒充為自己的作品，或者不加標注的將他人的作品穿插在自己的作品中，使讀者產生誤認；要么是抄襲他人作品的結構和內容，利用他人設計的人物和故事，雖變更詞匯，但是可發現二者實為相同的故事。續寫作品對原作品文學三要素的利用，既不是原封不動的復制，也不是變更詞匯的抄襲，而是在時空上對原作品中的情節進行延續，必然會衍生出新的具體故事內容、對白，甚至新的場景、人物、語言特征、主題思想等，凝結了其作者的智力勞動。
其次，需明確著作權制度的本義是通過授予權利人一定期間內的壟斷權，從而促進作品的創作和傳播，豐富社會的文化資源，促進科學發展。但不保護作品中蘊含的思想是著作權制度的基礎，原因是防止權利人壟斷思想，阻礙社會進步，且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完全由作者獨創。
該案中的方言短劇是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由主題、造型風格、人物關系性格、情節結構等諸多要素構成，但原作品與續寫作品相比較，二者僅在人物名稱、形象、關系、故事發生的場景等基礎設定上相同。
涉案作品中的人物名稱雖屬表達的范疇，卻明顯是源于四川地區的方言習慣，創造性的含量很低，不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性。人物形象則是與表演者相結合，通過表演者的服裝、神情、語氣、肢體語言等表現出來，其既不同于演員自身的形象，也不同于劇本中的文字描述會因不同的受眾產生不同的理解，屬不可復制的“思想”。人物關系是基于社會常情常理規則，為情節的發展而設計的一種規則，直觀的為夫妻、兄妹關系等具有固定含義的社會關系，雖屬表達的范疇，但不具有獨創性；而人物間的感情、對立關系等則是由每個觀眾自行感知的由人物情感所反映的人物之間的心理狀態，屬于思想，不應當受著作權法保護。
至于故事發生的場景，則取自成都近郊一旅游景點“幸福梅林”，雖為原作者所設定，但“幸福村”名稱本身創造性含量較低，而且場景、服飾、道具等都取自于現實存在的拍攝現場，與作品本身不可分離，是作者的創作工具、元素，若由作者壟斷，明顯有失公平。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關系、背景環境不屬于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表達形式。
王曉指出，因續寫行為并不同于改編、翻譯等行為，因此創作續寫作品并不需要經過原作品權利人的許可，但應與原作品保持一脈相承的關系。通常情況下，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客體應當是原作品，但若過分擴大保護作品完整權則會阻礙創新，因此其適用應是非常謹慎的，著作權制度歸根到底是為了促進作品的創作和傳播，而不是僅僅為了保護作者的利益，除非續寫作品明顯的歪曲、篡改原作品的思想、主題，破壞作者形象、損害作者名譽，否則不應僅憑續寫作品利用了原作品的文學三要素就直接認定續寫作品破壞了原作品的完整性，該案中的續寫作品并未侵犯原作品的作品完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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