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最大膽的假設：如果世界沒有專利，沒有專利制度，只有技術。
新而精巧的產品一推上市場，只要銷量不錯就被廣而仿之，大家利益相當，甚至創新者由于經驗成本存在利益還不及仿制者，而使創新者失去動力。應該說，正是法律賦予專利的排他性才成就了其經濟價值，也只有保障了其經濟價值，才能促進了創新發展，進而使15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由于最早的專利制度雛形一度成為東西方航海和貿易中心。著名科學家伽利略曾在威尼斯取得了揚水灌溉機20年的專利權，若沒有專利制度，就沒有伽利略科學家的頭銜。
17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使新技術成為有效的競爭手段，英國資本家紛紛要求以國家法律形式確認發明的私有財產地位，從而誕生了現代第一個專利制度《壟斷法》，使得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迅速發展，這是創新主體主動推進的結果。
然而在信息極不流通的時代，無獨有偶地在世界各地出現了以法律形式保障創新的專利制度精神，其保障的最大成果是經濟，進而才是創新。隨著物質文明極大豐富，開拓性發明越來越少，專利越來越多地表達其技術性，經濟價值的體現只能以公開換取一定時間內的壟斷權，公開同時又啟示了替代品的產生，幾百年積累的專利文獻為三性審查帶來困難，開拓性發明或者高質量專利成為各利益體要牽住的龍頭，成為控制市場經濟價值的風向標。
專利制度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發展起來的，如今經濟全球化，專利制度不是不再被需要，而是需要隨生產力發展更新匹配。
翻轉現有專利制度
盡管中外專利制度產生時間不同，發展階段不一，但都被時代推上了全球化的大舞臺，人們在急迫地希望發揮專利作用的同時，也由于手上沒有硬貨遷怒于現行制度。在國內知識產權圈極常見的評論：是個好小眾的圈；是塊做不大的蛋糕；專業門檻太高；不能用標準來解決行業的問題；政府引導出現了太多垃圾專利，運營價值不大；好象諸事都進入了一個死循環，已然是無藥可救了。
昨天我聽樊登讀書會里講《翻轉式學習》，以主體能動的方式顛覆傳統教學理念，因為傳統教育理念是教不是學，最大的受益者是老師，其為了完成教學任務而主動學習，學生淪為教材推進過程產出的同一類型學科產品（人），翻轉式學習模式是讓學生回歸學習主體地位，讓學生依責任感按需主動完成學習。
我覺得這個與我們現在IP行業現狀高度相似，圈里最活躍的主體不再是創新者而是服務機構，政府用政策的杠桿引導企業專利的產生，但企業卻沒發揮其主動性，積極參與企業發展規劃而按需匹配專利。
問題本源在哪里呢？曾經的創新主體推動了專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卻在信息化的今天在知識產權的舞臺上退至二線？
我用兩組數據來說明一下。
1、專利侵權平均判賠額度：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據顯示中國專利侵權平均判賠額度8萬；長沙中院與該數據相近，且97%以上案件適用法定賠償；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數據顯示平均45萬；而美國普華永道報告在美國專利侵權判賠額度平均550萬美元。
2、專利侵權損害賠償制度法律適用：
專利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權利人的損失、侵權人獲得的利益和專利許可使用費均難以確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專利權的類型、侵權行為的性質和情節等因素，確定給予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賠償。
美國判賠額判斷標準：美國CFC數據表明78%案件適用許可費合理倍數，而中國卻多選擇法定賠償，根據長沙中院報告，所審請案件中：
53%案件訴請賠償額低于1萬
39%案件訴請賠償額低于——1-5萬
且98.2%案件訴請法定賠償。
中國的專利侵權案件，能達到法定賠償上限的都很少。
法律賠償意識差，侵權成本低，賠償數額少，專利管理成本高，創新企業入不敷出，真正創新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的積極性。所以，應該翻轉這種現象，讓專利制度是給天才之火澆上利益之油，保障專利能夠為創新主體產生經濟價值。翻轉現有專利制度，是指讓創新主體重新作為專利制度的主角進入知識產權舞臺，發揮其主觀能動性。
這里說的入不敷出企業華為除外，因為華為是作為創新主體交了多年學費摸索專利制度倔強成長起來的，而且，創新企業你有200億美元研發經費咩？（編外：華為董事長任正非撰文“為祖國百年科技振興而努力奮斗”透露，華為目前有8萬多研發人員，每年研發經費中，約20%—30%用于研究和創新，70%用于產品開發。華為已將銷售收入14%以上用于研發經費。未來幾年，每年研發經費會逐步提升到100—200億美元。）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國際競爭正從資本競爭轉向技術競爭；專利競爭已經成為跨國企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沒有核心技術，未設專利布局難以與競爭對手抗衡。
感謝國外霸主三十年來對中國專利制度的教育領航，感謝337調查帶給中國企業浴血重生的迫切。我國也應該有與專利制度相匹配的高質量專利引導企業，誕生更多的“華為”。為此，國家層面的知識產權戰略強國的決心，和政府層面提升專利質量工程的要求，已然隨風潛入夜了。
故善戰者，求之于勢。
一、法治環境（國家層面）
健全法治環境是發揮創新主體主觀能動性的前提。
知識產權價值體現一個國家知識產權綜合實力，IP價值高，說明國家知識產權環境及制度是良性運行，如果國家所屬IP價值高過土地和勞動力，則國家由資本效率驅動型變為創新驅動型；知識產權戰略創新驅動，首先要解決法治環境問題。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在管轄、證據、具體程序設置等方面都做了較大改動，僅就證據部分的修改全篇共計552條，是對法治環境的決心。
要看法治有多強，法律賠償意識差，使得侵權成本低，造成賠償數額少，顯示專利管理成本高；反過來，創新主體保護意識加強，法律保障侵權成本高，給予創新主體賠償多。賠償多的證據之一就是要加強知識產權轉化運用，提高專利的轉化率實施率，更好地實現專利的價值。法律有保障，許可實施例多，證據易取得，最重要的是專利質量高，法律穩定性好且不易替代，以專利的有效運用促進專利質量的提升。
注意，這時專利代理人才上場。一個懂技術、懂法律且具有良好職業道德素質、能夠為企業撰寫出高質量專利申請文件的專利代理人必成為香餑餑。
百度和搜狗的專利侵權戰，側面反映國內市場氛圍的轉變，巨頭專利戰的示范價值意味著企業無論在思考問題的方式，還是在做法上，都已經逐漸與國際接軌。它帶來的跟隨效應會使得更多被侵權的企業拿起法律武器保障權益，創新企業從保護角度完善設計自主知識產權，提升國內企業的創新技術，最終使我們具備和發達國家企業相競爭的能力。
法治保障一句話，創新讓你所向披靡，侵權叫你傾家蕩產。
二、專利質量提升工程（政府層面）
早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召開專利質量工作座談會上，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便已明確指出，實現知識產權創造由多向優、由大到強的轉變，是“十三五”時期推動知識產權事業發展的重中之重，知識產權系統要多策并舉，努力推動專利質量穩步提升，加快建設知識產權強國。
從實操層面，國家知識產權局正會同地方積極構建質量導向的政策環境，按照“高水平創造、高質量申請、高效率審查、高效益運用”的要求，進一步做好專利各個環節的質量保障和提升工作。
我國正在積極謀劃實施專利質量提升工程，從多個環節著手，促進專利質量提升，為專利交易轉化奠定基礎。對內要加強局內專利審查業務指導體系和質量保障體系建設，進一步提高專利審查的質量和效率，把好專利審查授權關。對外要加大專利代理行業“放管服”改革，強化競爭激勵機制和代理質量反饋機制，加強行業信用信息披露和行業自律，促進專利代理質量和服務水平穩步提升。
有了高質量專利，才有了從0到1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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