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著名的專利流氓公司Uniloc將微信告上了美國德克薩斯州東部聯邦地區法院，認為微信中的即時消息對話等功能，侵犯了Uniloc持有的與電話會議系統相關的兩項專利。
而在3月，Uniloc就曾因同樣的專利受到侵權為由，起訴了近年來在海外市場上頻奏凱歌的華為。
專家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專利流氓訴訟在國外是長期存在的正常現象，難以避免，走出國門的企業需要更加了解國外的市場和法律規則，以平常心來認真應對。
“無實質貢獻卻希望爭份利”
所謂專利流氓，又稱專利蟑螂、專利鯊魚，是指那些沒有實體業務、主要通過積極發動專利侵權訴訟而生存的公司。
北京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美國著名知識產權法專家孫遠釗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對于這些公司，更加中性的稱謂，應當是非實施專利實體（Non-Practicing Entity，以下簡稱“NPE”）或者專利權利主張實體（Patent Assertion Entity，以下簡稱“PAE”）。
“這些實體公司，往往由幾名律師成立，其本身并不從事研發、制造、生產等工作，而是通過購買或授權獲得一些專利，依靠對專利的運作、經營來獲利。以專利侵權為由，來起訴在產品中使用這些專利的企業，最終索賠或者和解，是其經營的模式之一。”孫遠釗介紹，一些NPE和PAE將手上的專利作為“武器”向其他企業索取賠償，看上去就和流氓挨家挨戶收保護費一樣，因而形象地將其戲稱為“專利流氓”。
不過，孫遠釗提到，NPE和PAE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并非全是負面的：“很多發明創造的專利權，往往掌握在一些小型企業的手中，而市場中經常會出現‘英雄所見略同’的情況——不少大型企業在研發相關產品時，不可避免會落入這些專利的保護范圍，但一些小型企業卻沒有精力去打官司。NPE和PAE的存在，讓一些小型企業所擁有的專利權能夠發揮更大的價值，激發其發明創造的潛力。”
此外，孫遠釗表示，NPE和PAE的另一大作用，在于帶動了整個技術市場的靈活運轉——專利在這些實體公司的運作下，形成了一個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場，很多公司都能到這個市場中去尋求自己需要的專利。
華為知識產權部北京分部部長閆新也表示，并非所有NPE都是專利流氓：“用合法的專利、走合法的程序、提不合理的訟爭、拿不合理的錢財，對產業無實質貢獻，卻爭分利益之虞的部分NPE，因為越過合理限度、偏離了專利制度架構的初衷，所以才會被貶稱為‘專利流氓’。”
法治周末記者了解到，此次起訴華為、微信的專利流氓公司Uniloc，是1992年初成立于澳大利亞的一家軟件公司，在其實體業務走到盡頭之后，專注于專利授權、專利侵權訴訟等事宜；據統計，迄今為止，Uniloc及其子公司已經在美國發起約兩百起專利訴訟。
其中最有名的一起，莫過于2009年，Uniloc將微軟告上法庭并索賠3.88億美金，從而使得Uniloc在美國名聲大噪；該案最終以和解告終，微軟同意向Uniloc支付一定的許可費用，但具體金額不得而知。
專利流氓訴訟難以避免
美國著名專利集成公司RPX今年1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15年，在美國受到NPE起訴的公司有5349家，占總體專利訴訟案件被告公司數的68%。
中國公司HTC和聯想，不幸入圍2015年遭遇專利流氓訴訟案件最多的十大企業，分別為35件和34件位列榜單第8和第9。而包括中興、小米在內的多家中國企業，都在擴張海外市場的路上，遭遇不同程度的專利流氓騷擾。
美國達拉斯嘉杰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專利訴訟律師王鐵衛指出，在美國的司法環境下，專利流氓確實是困擾企業的一個問題，經常針對新興企業、國外企業、科技企業發起專利訴訟。
“專利流氓所擁有的專利隨機性較大，往往讓人難以防備；并且，由于這些專利流氓自身并不經營與專利相關的業務，與被訴的企業之間不存在競爭關系，因而他們發起的專利訴訟，不會像一般競爭企業之間的專利訴訟一樣存在反訴的可能性，往往都是單向的。”王鐵衛表示，這就意味著，目前遭遇專利流氓訴訟的這些企業，即便自身再怎么做好專利布局，也難以避免被專利流氓找到攻擊點，同時也不能以自身所擁有的專利進行反擊。
然而，王鐵衛也透露，隨著近年來美國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專利流氓的行為有所收斂；遭遇專利流氓訴訟的企業，也有著多種渠道可以應對。
王鐵衛介紹，2011年，美國通過了《創新法案》對專利制度進行改革，幫助和保護企業應對專利侵權訴訟被濫用的問題。
《創新法案》要求，專利侵權類案件的原告，需要提供其訴訟的必要細節，以使被告能夠快速了解到哪些產品會受到影響；此外，如果原告侵權訴求被駁回，法院可以視具體情況判定原告承擔被告在訴訟中產生的合理的律師費和其他訴訟費用。
“而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Alice公司訴CLS銀行一案的判決，讓不可專利的范圍擴張得更加模糊和廣泛，特別是計算軟件方面的方法專利，讓被告通過發起動議使得專利無效的做法變得更加容易。作為判例法的國家，Alice公司訴CLS銀行一案的判決，對業界有著很大的影響。”王鐵衛說。
王鐵衛表示，近些年由于美國專利制度的改革，濫用專利侵權訴訟受到不小的打擊；但從另一個方面看，一旦專利流氓公司依然選擇通過專利侵權訴訟來找麻煩的話，證明他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被訴企業在專利使用上可能確實存在問題。
“不過，被訴企業也不用過分擔心，目前看來，應對專利流氓訴訟的渠道很多，按照平常心去認真應對就好。”王鐵衛認為，對于專利流氓訴訟，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應對類似法律訴訟方面的人力、財力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
或可提前和解做足準備
談及專利流氓訴訟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影響，孫遠釗認為，中國企業在邁出國門時遭遇這樣的訴訟，反而說明中國企業走對了路：“在美國，發起訴訟的成本高昂，專利流氓這樣做，一定是我國企業找對了發展方向、抓住了競爭的核心。”
“中國企業遭遇專利流氓訴訟，不用萬念俱灰、咬牙切齒，不需要有這樣情緒性的反應。打個形象的比喻，就仿佛人生病一樣，不要跟細菌、病毒生氣，而是應該對抗疾病；一旦抵抗過去，人就會有更強的抵抗力。專利流氓訴訟，是測試中國企業耐力和韌性的考驗。”孫遠釗說。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春泉也認為，隨著中國企業不斷在海外擴張影響力，遭遇專利訴訟的挑戰是遲早的事情，從另一個角度看，可以讓企業認識到專利保護的重要性：“此前一些總在案例書上才能看到的國外專利訴訟案件，終究會發生在中國企業自己的身上。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我國企業在重視科技研發的同時，加強對專利保護的投入。”
閆新表示，中國企業在應對歐美頻發的專利流氓訴訟時，務必遵從西方的法律規則，同時運用東方人的智慧：中國的兵法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讓法律的歸法律，讓商業的歸商業”，對于專利流氓的訴訟，不必做過度的政治化地解讀，兵來將擋，正常應對，是閆新總結的應對專利流氓訴訟的態度。在他看來，除了遵照當地的司法程序和規則、聘請當地最專業的律師來應對專利流氓訴訟之外，根據訴訟的形勢，選擇合適的時點與專利流氓達成和解，低成本地解決問題、避免繁冗的訴訟程序，也是常見的選擇。
“專利流氓發起訴訟，志在金錢。如果不能亂而取之，那只能利而誘之。一些對海外業務發展有信心的企業，可以在海外拓展初期、海外業務規模不大的時候，主動與經常發起訴訟的專利流氓進行談判，就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解決未來的風險。”閆新表示。
閆新認為，中國企業應對專利流氓訴訟也不完全是壞事——一方面，在反擊專利流氓專利時，可促使企業反思自身的專利質量是否過硬，這有助于提高企業自身的專利質量和布局水平；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在實戰中了解、熟悉當地的法律規則、司法程序，提高團隊的經驗和能力，提高企業法律方面的國際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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